1942年3月1日，涪陵县各界人士在中山公园举行“王营长超奎纪念碑”立碑仪式和追悼大会。（武隆区档案馆馆藏）

李才东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至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后胜利。武隆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10余个抗日宣传组织，进行上千次抗日宣传义演，活动范围涉及辖区各场镇、农村，抗日思想深入人心，涌现了像参加淞沪会战的王超奎、百团大战的徐君明、狼牙山战斗的刘成洲等英雄战士，为党培养了李一平、高峰等骨干力量，有力地配合了全国抗日运动的开展。

成立抗日救亡活动组织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党中央作出决议，号召全国人民武装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直接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在党的号召和组织下，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2年春，戴北星、田鹤鸣等共产党员在省军委特派员张德荣的领导下，在涪陵各学校发动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当时在涪陵读书的武隆学生王昌杰、曹邦志、高松元、吴诗教、黄竹琴等，在何北征、甘在仁等共产党人的影响下，参加了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将抗日救亡思想带回到家乡——武隆羊角碛。

1933年1月，武隆羊角高松元、吴诗教等爱国青年成立“羊角抗日宣传队”，是武隆辖区最早的一个抗日宣传群众组织。

1936年，武隆羊角青年王昌杰等受重庆共产党员漆鲁鱼领导的“重庆救国会”的影响，成立“新滩球队”，共20余人；后建立图书馆，接受群众募捐，购置图书和文体器材，通过打球、读书等活动，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1937年7月，“七·七事变”后，在外求学的武隆青年学生唐世昌等，回到鸭江、庙垭发动青年，组织成立“二一读书会”，宣传抗日思想，号召当地青年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在涪陵县中学读书的武隆羊角青年黄竹琴，组织在涪陵读书的武隆学生成立“抗日救亡宣传队”，先后在白马、羊角、火炉等10个乡镇开展抗日宣传活动。8月，“抗日救亡宣传队”队员何诗鲁在长坡小学举办“暑期补习班”，同时成立“长风球队”，教唱抗日歌曲、排演抗日戏剧。

1941年10月，在重庆川康民族剧团(该剧团是共产党领导下组建的，专门进行抗日救亡思想宣传活动)工作的李一平(原名王忠显，武隆庙垭乡人)，因剧团被国民党反动派勒令解散，而回到庙垭以建立“失学青年补习班”社会团体为名，组织群众、发动群众，传播抗日救亡思想。

1943年，李一平成立“白云球队”，有队员20余人，先后到平桥、凤来、鸭江等地以打球为掩护，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1945年3月，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张黎群又先后派姜渡、彭兆庆、高枫 (武隆庙垭乡人)、刘天正等到庙垭，与李一平一道在农村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至此，抗日救亡思想通过共产党人、进步青年、学生逐步从重庆、涪陵等城市传到了武隆各乡村，全县各地的抗日救亡活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自羊角建立第一个“羊角抗日宣传队”后，武隆辖区陆续建立了“新滩球队”“抗日救亡宣传队”“长风球队”“失学青年补习班”“白云球队”等不同形式的抗日救亡运动群众团体组织。全县抗日宣传活动多以歌曲、书籍、戏剧、漫画等形式，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华大地的暴行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腐败无能，把抗日救亡的呼声传到全县的千家万户。

1932年，从涪陵县中师毕业回乡的学生王昌杰、曹邦治等，在羊角小学担任教师。他们一面教学，一面对学生进行抗日救亡教育，教学生们唱《大刀进行曲》《流亡三部曲》《保卫大上海》等抗日歌曲，编排歌舞，在学校组织抗日文艺宣传队伍。他们在羊角赶集的时候，带领学生宣传队敲锣打鼓来到街上，对老百姓宣讲“九·一八”事变和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真相，组织在场群众，教唱《松花江上》《流亡曲》等歌曲。凄惨的歌词和歌声，使围观群众潸然泪下、义愤填膺。

1933年1月，武隆羊角的高松元、吴诗教等爱国青年率先成立了“羊角抗日宣传队”，通过县内爱国人士的资助，将当地寺庙财产变卖后为学校买了一部风琴。这部风琴是当地唯一的一件西洋乐器，用来演奏音乐比使用锣鼓更能吸引群众。在宣传中，他们用风琴排演《放下你的鞭子》《上战场》等剧目，在街上公演吸引赶场群众。“宣传队”除赶场表演节目外，还举行漫画展览，宣传队员们指着生动形象的漫画图，讲中国形势，讲到悲惨处声泪俱下，听众无不揪心痛恨日寇的惨无人道和国民党政府的消极抗日行径。

1936年，武隆羊角青年王昌杰等在家乡组织成立“新滩球队”，接触和团结进步青年，向他们宣传抗日道理。同时，他们还在羊角公园建立图书馆，用群众的捐款为图书馆买留声机等各种乐器。图书馆的建立还得到武隆旅外学生的支持，他们为图书馆捐献革命书籍。每天晚上，街上和附近农村的群众来到图书馆，有的听抗日歌曲、有的看书、有的听演讲，使图书馆成为接受和传播进步思想的阵地。为了唤醒更多的民众看清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战的真面目，“新滩球队”还通过排演的剧目和书写的标语，揭露涪陵第五区 (今武隆羊角)区长黄贤良的消极抗日态度。黄贤良知道后极为恼怒，禁止在辖区内宣传进步言论，派区丁查封图书馆，没收乐器和图书。羊角的爱国青年们更为愤怒，在晚上将标语贴在街头，或张贴在区署大门口，声讨黄贤良的罪行。1937年元旦前夕，“新滩球队”的全体队员在羊角公园搭好剧台准备演出。黄贤良惧怕进步思想的传播，更怕揭露自己，就以“聚民敛财”“响应西安事变”的罪名，派区丁捣毁剧台，逮捕球队主要骨干王昌杰、高松元、吴诗教等人，并押送涪陵问罪。当时，四川军阀刘湘经中共上海特科派来的张曙时做统战工作，由积极反共转为消极抗日。涪陵县长见形势已变，不敢把“响应西安事变”定为犯罪，又查“新滩球队”的“聚民敛财”，实为募捐建立图书馆，而且有账可查，只好将王昌杰等人释放回家。此事件后，宣传队员们信心倍增，抗日宣传活动进一步深入。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国同胞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8月，在涪陵读书的进步学生、武隆羊角青年黄竹琴，组织在涪陵读书的武隆学生成立“抗日救亡宣传队”，假期回到武隆白马、羊角、土坎、巷口、中嘴、火炉等场镇组织群众集会，传播抗日救国的思想，进行抗日宣传。所到的场镇都写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强盗从中国赶出去”的标语；都能听到“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我们不做亡国奴、要做中国的主人”的抗日歌声。在农村，羊角长坡乡的何诗鲁与当地的高中学生谢清亭、谢隆遇、龚松鹤一起，组织和发动40多名中小学生在长坡小学举办“暑假补习班”，成立“长风球队”。在补习班和球队中，教学生唱抗日歌曲、排演抗日戏剧，组织学生到农村院坝进行表演，宣传发动群众积极参加抗日活动。1938年7月7日，在“抗日救亡宣传队”的宣传下，迫于抗日形势和群众的压力，国民党羊角区区长黄贤良不得不在羊角公园举行“卢沟桥事变一周年”纪念活动。早晨，羊角、土坎、碑垭、长坡等乡的农民、学生1000多人,跟随抗日救国宣传队，扛着大幅标语，手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小旗，高呼“还我河山”的口号，浩浩荡荡地走进羊角公园参加纪念大会。大会开始后，宣传队队员拿出画有揭露日寇“三光政策”的漫画：房屋在燃烧、老弱妇女被杀害、孕妇被日寇剥去衣服剖腹而死、鬼子用刺刀高高挑起中国儿童在狞笑等。到会的民众看到这些漫画后振臂高呼：“打倒日本狗强盗”，声势之大、气势之壮，充分反映了武隆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腔仇恨。

1941年9月，李一平受党组织委派，与爱人彭克静一道回到家乡庙垭，举办抗日团体——“失学青年补习班”。以补习文化知识为掩护传阅进步书籍，向农村知识青年传播进步思想，秘密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1943年，李一平利用王家宗祠举办校庆20周年之机，成立了“白云球队”，有球队队员20多人。这些队员先后到平桥、凤来、鸭江、弹子山等地，以打球为掩护广泛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1945年3月，姜渡、彭兆庆、高枫、刘天正等人到武隆，与李一平等人组成农村工作组，发动群众，组织力量，开办大小壁报，书写大幅标语，高举“大家站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战死沙场我心愿，爷娘姨妹都安全”等标语下乡，宣讲日寇在中国所犯的罪行。

抗日救亡运动成效

武隆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唤醒了武隆人民爱国主义热情，为抗日前线提供力所能及的物资、人力、资金的支援，为争取抗战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输送兵源，出征抗日。据四川省档案馆馆藏档案记载，1928年10月至1945年，武隆为抗日战场累计输送兵力3503人。1937年9月，庙垭人王超奎随20军133师出川抗日，参加淞沪会战。1940年8月，火炉人徐君明（120师358旅通信连排长）参加百团大战。1941年9月25日，核桃人刘成洲参加在河北省易县狼牙山阻击日伪军的战斗。1941年12月24日，第三次长沙会战中，第20军133师第398团2营营长王超奎，领导所部守备新墙河南岸傅家桥、相公岭一带阵地。激战一昼夜后，因其他战线失利，敌人乘隙钻入，将王营据点包围，王营阵地成为无援之孤岛。王营长在敌人飞机大炮的猛烈轰炸下沉着应战，率部与日本侵略者顽强拼杀。日本侵略者逼近相公岭时，中地雷二次，死伤步骑兵极多。随后，日本侵略者用燃烧弹摧毁据点，王营士兵被烧伤过半。团长徐昭鉴曾命其后移，王营长拒不受命，言“本人生命能延续一小时，阵地即可保持一小时”。25日下午两时，王超奎在下令突围时被敌人机枪子弹击中，壮烈殉国。史料证实，由于王超奎营的拼死掩护，中国军队顺利完成在长沙附近的战略反攻部署，赢得第三次长沙会战(又称湘北会战)的胜利。1945年，武隆人王朴在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任中校科员，夏炎在新编25师任上校参谋，汪锌鑫、陈尚仁、肖德恒、刘长模、彭心荣、杨芳品、罗鹏、郑明泽、陈治国等在青年远征军第201师601团从军。

捐献钱粮，支援抗战。1943年，民国四川省政府训令，开展劳军献金。武隆设治局在向四川省政府报告中说“武隆素称疾苦，早经破产，四民能于万难环境中，踊跃输将现金五千元，其数虽微，然爱国之心甚浓，亦甚可嘉”。《四川省社会行政统计》记载，“武隆设治局应募数5000（法币）元，已解缴5000元。”同年，四川省政府发起捐献滑翔机运动，分配武隆捐献一架，现金为39000元。1月14日，武隆组织成立滑翔机支会，决定按18乡分募，共3万元。四川省劝募滑翔机架数及已缴代金统计中记载：“三十二年度，武隆设治局1架，已解代金30000元。”1948年，四川省政府训令推行布鞋劳军运动，武隆配募布鞋3960双，实际缴布鞋490双。

优待慰问，支持抗战。成立优待机构。1942年10月1日，武隆设治局成立兵役协会，负责出征军人家属调查优待及抚恤事项。1943年1月1日，武隆设治局成立优待委员会，办理出征抗战军人家属优待事项。1945年3月26日，武隆县慰劳抗战将士委员会，负责慰劳及扶助出征军人家属，征募慰劳捐款及物品。优待发放。1943年5月31日，武隆设治局优待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从1942年1月1日起有在营服务证书者、无证件有信件证明者均发给优待；每证征属1户发优待金150元，以桐梓乡积谷变价发给。全年共发放优待金188960元。1944年发放征属优待金共311010元。1945年10月武隆县发放中央补发安家费137.1万元，涉及457人（每人3000元）。慰劳活动。1943年，武隆设治局召集各机关团体及当地士绅，组织慰问队，于元旦编组分赴各乡镇慰问出征军人家属约400余家。纪念活动。1942年3月1日，涪陵县各界人士在中山公园建立“王营长超奎纪念碑”，并举行立碑仪式和追悼大会。第三次长沙会战后，国民政府追赠王超奎为陆军中校，并命湖南省政府将岳阳县“新墙乡”改名为“超奎乡”，“相公岭”改名为“王公岭”，以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