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友仁
80年前，在中华民族同仇敌忾、气壮山河的抗日战争中，地处乌江山区的武隆儿女也和全国人民一样掀起了强烈的抗日风暴。羊角、巷口、白马、庙垭等地的民众在中共地下党的组织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一批爱国青年纷纷义愤填膺走上街头深入乡村举办各种集会，向群众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华杀我同胞的滔天罪行。更有一批武隆热血的儿女带着“抵抗倭冠，保我中华”“卫我河山，誓死杀敌”的决心，奔赴烽火燃烧的前线与日本侵略军作殊死的战斗。他们为了保卫家国，奋不顾身不怕牺牲，抛头颅洒热血，谱写了永载史册的荡气回肠、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
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在城乡风起云涌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共四川省委派出省军委特派员来到涪陵，到各个学校宣传发动师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当时在涪陵中等师范校读书的武隆籍羊角碛学生王昌杰、曹邦志等爱国进步学生积极响应号召，在该校地下党的组织发动下参加了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1936年秋天，王昌杰、曹邦治等学生从涪陵中等师范毕业后，回乡在羊角小学担任教师。他们利用教师身份对学生进行抗日救亡教育，教唱《大刀进行曲》、《流亡三部曲》和《保卫大上海》等抗日歌曲，并组织起一支二十多名师生参加的能歌善舞的抗日文艺宣传队，编排了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歌舞，利用羊角赶场期间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宣传队高举标语，敲锣打鼓，呼喊抗日口号走上街头，向广大赶场的群众宣讲“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揭露日本侵略军占我国土屠杀军民的滔天罪行。
“羊角抗日宣传队”得到当地爱国人士的资助，把镇上寺庙的财产变卖后为学校买了一部风琴。风琴是当时唯一的西洋乐器，比司空见惯的锣鼓更吸引群众。他们用风琴排演了《放下你的鞭子》《上战场》等剧目，在街上进行公演，吸引许多赶场群众。另外，宣传队还画了一些漫画，利用赶场天举行街头抗日绘画展览，吸引群众观看。其中，有两幅最引人注目：一幅画的是一条巨蟒从日本境内爬出，张开血盆大口吞下了东北三省，毒须再伸向山海关内，许多中国人正向关内逃亡，跑得慢的妇女、儿童被其利爪抓、血口噬，鲜血淋漓，惨不忍睹。另一幅画的是中国地图，用纸剪成的小太阳旗插满东北三省，又插到上海。图上的青天白日旗与太阳旗相隔很远，表现了在日本侵略军的攻势下，国民党军队却消极抵抗步步后退。宣传队员们指着图画讲中国抗战形势，讲到悲惨处，声泪俱下，听众无不揪心痛恨日寇的惨无人道的滔天罪行，反对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的政策。
后来，王昌杰等爱国进步青年又成立了“新滩篮球队”，有队员共20余人，广泛团结当地知识青年参加抗日救亡宣传。他们还在羊角公园成立一个图书馆。图书馆的成立得到武隆旅外学生的支持，为此捐献了一大批革命、抗日等书籍。此外又从重庆、涪陵购买了一部份图书，摆放其内供人们阅读。同时，用群众捐款为图书馆买了留声机及各种乐器。每天晚上，羊角街上和附近农村的群众都会来到图书馆，有的听抗日歌曲，有的看书，有的听演讲，使图书馆成为接受和传递进步思想的阵地。
当年7月，在涪陵县中学读书的羊角青年黄竹琴等进步学生，也受王昌杰等人的影响，联合在涪陵读书的一批武隆籍学生成立了“抗日救亡宣传队”，利用暑假期间回到羊角，先后到白马、土坎、巷口、中嘴、火炉等场镇组织召开群众集会，传播抗日救国的思想。各场镇都张贴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强盗从中国赶出去”等标语，能听到“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我们不做亡国奴，要做中国的主人”等抗日歌声。在羊角长坡乡，“抗日救亡宣传队”队员何诗鲁还与当地的高中学生谢清亭等，组织当地中、小学生在长坡小学举办“暑假补习班”，并效仿王昌杰们的做法，成立了“长风球队”，在补习班和球队中，教唱抗日歌曲，排演抗日戏剧，奔赴农村宣传发动群众。
1938年7月7日，羊角、土坎、碑垭、长坡等几个乡的农民、学生共千余人，跟随抗日救国宣传队扛着大幅标语，手持标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小旗，高呼“还我河山”口号，浩浩荡荡地走进羊角公园举行纪念卢沟桥事变一周年。
与此同时，巷口镇作为武隆境内的水码头和重要集镇，抗战时期地下党涪陵县委也派人来发动各届人士做抗日救亡宣传工作。1937年10月，地下党员来到巷口镇，以经商会友的方式找到镇上民间头面人物和开明人士曹相篪、曹清澄、罗正伦、程道恒等人，宣传国共两党合作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要性，请他们支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带头并发动各行各业捐款抗战。当年12月，巷口镇工商界举办了两次抗战捐款活动，在现场拉上“抗击倭寇，救我中华”“捐上一分币，抗日出分力”的标语，发动广大民众为抗战捐款。1938年夏天，还邀请羊角进步青年黄竹琴带领的一批青年学生到巷口镇来搞抗日救亡宣传，组织召开群众集会，张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强盗从中国赶出去”等标语，传播抗日救国的思想。此举得到镇上开明人士的欢迎，他们派人到街上去维持现场秩序，不许地痞流氓搞破坏，还出钱请宣传队的学生吃饭。
这期间鸭江、庙垭的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也风起云涌。在外求学的武隆青年学生唐世昌等，回到鸭江、庙垭发动青年，组织成立了“二·一读书会”，号召当地青年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暑假，唐世昌和几个学生等回到鸭江、庙垭等地，在重庆川康民族剧团（该剧团是共产党领导下组建的，专门进行抗日救亡思想宣传活动）工作的李一平（武隆庙垭乡人）也回到庙垭。他们以建立社会团体为名，组织发动群众，传播抗日救亡思想。办起农民夜校补习班，秘密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李一平还利用王家宗祠举办校庆20周年日子，成立了“白云球队”，先后到平桥、凤来、鸭江、弹子山等地以打球为掩护，广泛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李一平还组成农村工作组，开办大小壁报、高举“大家站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战死沙场我心愿、爷娘姨妹都安全”等标语，同时下乡开展巡回宣传，一边走一边向乡亲们大讲日寇侵占我领土、实施奸淫烧杀所犯的滔天罪行。许多进步群众听了宣传，都主动加入宣传队的行列，共同声讨日寇，要求国民政府坚决抗日，保卫中华民族的每一寸疆土。至此，抗日救亡思想通过共产党人、进步青年、学生逐步从城市传到了武隆各乡镇，全县各地抗日救亡活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武隆英雄儿女血洒抗日战场
王超奎1907年农历7月出生在庙垭乡凤凰山下的和平村。他在学校里通过阅读介绍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的历史书籍，心灵深处受到他们“忠勇报国、为国捐驱”精神的感染，从小就立下报国之志。
1926年3月，胸怀大志的王超奎弃笔从戎，经过10年的历练，逐渐从战土、班长被提拔为排长。
1937年，日本侵略军向上海发动进攻，“八·一三”淞沪会战正式打响。王超奎所在的国民革命军二十军奉命从贵阳奔赴上海参加抵御日军的进攻。王超奎团队于10月中旬驻扎在上海郊区大场、蕴藻浜、陈家行一线，笫三天就投入炮弹横飞的战场。在阻击日军进攻间隙，他怀着一腔热血给故乡的母亲和祖母写了一封壮怀激烈、甘将自已以身报国的家书。
信中这样写到：“慈祖、母吁：我从在贵州出发北上后，心中是很爽快的，并且身体很强健，精神很好，不觉一月半就达到上海了……在一路上，所看见的，所遇着的，真是难言。在武汉，我看着日本的飞机将武汉的人民炸死数百，房屋毁坏一百多家。在河南、徐州也是天天遭到轰炸，许多房屋车辆被炸毁。我部队还好无损失。将到南京时，日机夜间来轰炸部队与都市……沿途一带，其是耳不忍闻，且不忍视。我部队驻距上海十里处南翔乡间，日机轰炸日夜不止。昨日，我部队已加入火线，希望祖慈母二安人不以男为念。男是抱定宗旨，以身殉国，战死疆场为荣……”
10月15日，日军调集九师团一个旅、禁卫师团一个旅及其他联队共三千多人开始发动进攻。王超奎所在的二十军一三三师三八九团在陈家行一线与日军展开了激烈争夺的拉剧战，他率领全排30多名战士在与敌人作战中，利用战壕作掩护，一次又一次击退日军。在浴血奋战中，王超奎左臂负伤，两次昏倒在战场。他所在排的在战士伤亡近半的情况下，仍让两百多具日军尸体躺在阵地上。上级鉴于王超奎机智勇敢，战功卓著，迅速由排长提任为连长，又由连长晋升为少校营长。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国民革命军二十军被迫撤到南京进行补充整训。1938年7月退守至武汉。
1939年8月，侵华日军司令长官冈村宁茨为了并吞中国大西南，带领10万精锐之师向湖北武汉、湖南长沙发起猛烈进攻。在保卫湖南长沙的作战中，王超奎指挥全营配合友军偷袭切断日军交通运输补给线，堵死山区铁路险要关口并进行阻击，同时几次发起“猛虎掏心”的闪电战。激战两个月让日军付出伤亡4万余人的惨重代价，取得了第一次长沙保卫战役的胜利。
1941年9月，日军第11军团4个师团、2个联队和航空兵、海军约12万人，再次杀气腾腾直扑岳阳、临湘一带，企图击溃湘北国民革命军第九战区驻防的阵地。王超奎所在的国民革命军二十军又奉命在南江桥、胡林铺、新墙河一线阻击敌人。在历时近20个日夜的激烈作战中，王超奎和几百名战友10多次打退日军进攻。还多次奉命深入敌后去开展偷袭和夜袭，炸毁公路和敌人临时弹药仓库，让日军及车辆辎重遭受重大损失。这期间，身为营长的王超奎又数次挂彩，险些丧命。
12月23日，日军又调集五个师团8万多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支援下向长沙一线作疯狂进犯。敌人为了在短时间取得战役突破，几个师团分东、中、西三路齐头推进，每天从早到晚派遗飞机向我方阵地投下大批量炸弹，接着又以猛烈的炮火进行攻击。王超奎营驻守在新墙河相公岭，担任扼守长（沙）岳（阳）公路，阻击日军最凶猛的笫六师团进攻。
相公岭海拔不到300米，与相连的马开山如同两扇大门矗立在长沙以南，战略住置十分重要。王超奎为了近距离打击敌军，将营指挥所设在山腰的一座庙内。战斗打响前，一三三师二九八团团长徐昭鉴就向王超奎营下达命令：“从现在起，你二营必须死守在新墙河第一线，不管敌人多疯狂进攻，一定要顶住三天。”王超奎坚定回答：“新墙河乃九战区之门户，长沙之屏障，当属敌我必争之地。超奎誓愿竭我全营之力负死担守据点之责，设若不幸为敌所乘，是奎亦死得其所。”当日下午，日军从3000增至10000兵力，轮番向新墙河一线发起猛攻。阵地上炮声隆隆、硝烟迷漫、瓦烁冲天、子弹横飞，敌我双方经数十次冲锋和反冲锋，敌人死伤600余人。王超奎营的500名官兵已近全部阵亡，仅存他营长和炊事兵几人。25日中午，敌人在飞机投下的炸弹和燃烧弹的掩护下又发起攻击，此时满身是伤的王超奎命令几个战士迅速撤离阵地，可是战士们都不愿离开，要和营长投入战斗共同战死沙场。日军一阵炮击后，战士们先后倒在血泊中。王超奎头部胸部中弹，壮烈牺牲在成为焦土的阵地上。万恶的日军冲上阵地后唯恐他没有死去，竞惨无人道地挥刀将王超奎头颈砍断致身首分离。
王超奎牺牲后，延安《新华日报》、南京《中央日报》、英国《泰晤士报》、美国《纽约时报》等大批国际国内报刊登载了他的英雄事迹。1942年2月，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向全世界发布广播讲话说：“我中国官佐士兵每当矢尽援绝，总是战至最后，宁愿牺牲生命，不屑选择别的途径。守长沙的王超奎营长就是这样的例子。”同年4月19日，宋美龄又在美国《纽约时报》上撰文：“过去三个月来，中国人民目睹西洋军队处处对敌人屈降，但中国军队却在顽强抵抗。如在湖南新墙河，王超奎营被敌人包围，五百人全部战死。中国只有断头将军，没有投降将军。”
1942年5月，国民革命二十军一三三师将王超奎遗体葬于岳阳相家洞，并树碑立传。决定将相公岭改名为“王公岭”，新墙乡改名“超奎乡”，同时追晋王超奎为中校军衔。
彭沧若名楚，字祯福，1878年6月生于火炉镇街上彭家院子。彭沧若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在读完私塾两年后进入火炉小学学习。14岁以优异成绩考入涪陵一所教会小学。17岁顺利进入涪陵中学学习。
1906年彭沧若毕业于重庆府中学堂师范班，在任教一年之后，看到当时世界列强虎视眈眈妄图瓜分中国的形势，顿生了弃教从戎为国担责的念头。次年他离开了学校，以优异成绩考入成都陆军讲习所（后改为陆军速成学堂），毕业之后被分配在当时清军的陆军第十七军一旅六团任排长。
辛亥革命爆发后，彭沧若所在的第十七军一旅六团于成都举行起义。1915年，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蜀军十二团副营长。次年蜀军改编为川军第五师六团，他任该营营长。1917年8月，成都发生了川军“刘（存厚）罗（佩金）”、“刘（存厚）戴（戡）”的军阀内战，当时驻守在云南的军阀唐继尧想趁机派滇军入川来抢占地盘。此时的川军识破了唐的用意，遂联合起来阻止滇军北上。彭沧若随川军第一军第一师旅长刘湘勇往直前冲在第一线，在永川、荣昌、隆昌、内江一带布防设阻，与滇军发生数激烈的攻防战斗，经过连续一个多月作战，终于成功击退了滇军，因彭沧若作战英勇立下战功，从而得到刘湘的嘉许和赏识。次年3月，晋升为川军第一军第二师独立团团长。
1923年，彭沧若又任酉、秀、黔、彭“守备司令”。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二十一军三师五旅少将旅长。1929年，任乌江江防司令部少将司令。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彭沧若以抗日大义为重，他带领川军二十一军独立旅随刘湘出川奔赴抗日前线，在湖北黄岗、荆州、天门等地征战了一年多，与日本侵略军开展了10多次大大小小的战斗。特别是在荆州西北大泉山阻击战中，作为旅长的彭沧若亲临第一线，在粮草不足的情况下指挥部队在山谷中与装备精良的日本兵激战三天三夜，在几个山头上开展血刃搏杀，最后以伤亡600多官兵为代价成功地守住了阵地。刘湘为此向战区请功，给予了彭沧若旅长嘉奖。
1946年5月，彭沧若因病治疗无效溘然离世，卒于长江之滨的涪陵城，享年66岁。
董伯康1911年深秋出生在乌江峡门口处中堆坝上的一个农民家庭。12岁时，就去乌江码头至白马山的盐路上背盐讨生活，在长年的崎岖跋涉中，练就了一双“铁脚板”，又过了两年，门前乌江上的船帮来村里召“扯船子”时，他又去当了“乌江纤夫”。
1928年8月，17岁的董伯康换上军装成为杨森为军长的国民革命军部下一个普通一兵。他入伍后，训练时特别吃得劳苦，几年打磨下来，很快成了一名血气方刚、武术过硬的真正军人，连长见其有一定能力，任命他当了班长。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当年8月，杨森所在的川军部队接到国民政府的命令，迅速出川开赴前线参加抗日战争。8月13日，淞沪会战就打响了。董伯康所在的川军二十师在师长刘雨卿带领下，于15日进入上海市区，在太场镇接防后迅速投入战斗。二十师防线经过一夜激战，伤亡十分惨重。天亮之后，部队利用战斗空隙，由各级长官向士兵们作战术技巧讲解，董伯康更是以身示范，给士兵们传授作战要领、如何躲蔽炮火，怎样运用战术技巧等。战斗打了三天后，由于敌人攻势猛烈，装备落后的川军伤亡进一步增大。董伯康也在一次次血战中受了伤。
在淞沪会战中，董伯康所在的连队被打散了，全连只剩下20多人。1938年2月，川军撤至徐州，接着去参加了徐州会战。由于董伯康在阻击战中表现十分英勇，被团长张宣武破格提升为连长。在战斗中，董伯康自已的连队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坚守阵地，一次又一次打退敌人进攻。白天我军不占优势，到了晚上董伯康就组织小分队，亲自带着战士们去偷袭敌人，重新夺回白天失去的阵地。
1938年3月，鲁南会战打响。董伯康所在的川军部队奉命驻守台儿庄南侧的阵地。为了誓死守住台儿庄，他与连队战士个个都写了“头可断，血可流，阵地不能丢”的血书，在和日军的战斗中硬是展开了殊死的搏斗，被包围，反包围，再包围，再反包围，每天进行着你死我活的阵地争夺较量。28日那天，战斗最为惨烈，日军第5、第10两个师团的精锐部队在猛烈炮火攻击下，向台儿庄南侧的川军阵地发起集团冲锋，顿时各处阵地变成一片火海。董伯康的连队担任侧翼前沿阻击任务，经过一上午厮杀，敌人在阵地前面留下200多人的尸首，连队的战士也死伤过半，董伯康自巳头部和身上也多处被弹片击伤。激战至第三天，我军以伤亡15000将士、击毙日军8000多人的代价取得保卫台儿庄战役的胜利。董伯康在战斗中身先士卒，带伤指挥士兵阻击敌人，并多次组成敢死队与敌人开展肉搏战，用生命和鲜血保住了阵地，被团部提升为营长。
1941年9月，川军杨森部队又被国民政府从湖北派往湖南长沙北线参加会战，阻击日军进攻长沙。董伯康营进入湘江西侧阵地后，与敌人开展拉锯战。尽管每天日军要开展多次进攻，他都临危不惧指挥士兵一次又一次打退敌人。同时还采取“敌进我退，敌疲我打”的战术和夜间突袭日军住地的方法，死死咬住敌人坚守阵地，直至10天换防撤离。
抗战胜利后，董伯康营驻守长沙战区。1949年5月，在解放大军开展渡江战役前夕，他所在的部队看清了国民政府反民主反人民和腐败无能的本质，毅然地在前线举行了起义，其后接受了解放军的整编。
中国抗战远征军名将刘璞，1913年6月出生在乌江五里滩边羊角古镇上一个祖辈靠下力为生的贫苦家庭。
刘璞十岁那年被父亲送到羊角小学读书，他在学校勤奋努力，成绩很好。几年后家里又才送他去涪陵的宏文中学继续深造。
1937年夏天，刘璞父亲不幸去逝后，母亲就让他挑起料理家庭的担子。可是不久发生了日寇侵华的“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日军进犯国土残杀国民的暴行让他愤怒不已，胸中倾刻燃起爱国保家的怒火。于是刘璞积极响应“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的号召，立即将料理家庭的事交给弟弟打理，毅然告别母亲和妻儿，离开羊角前往重庆，去寻找一条能够报效祖国的道路。
当年底，国民政府从南京撤往重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浦军校）也紧急向西撤离，经过一路辗转进入四川到达铜梁。刘璞到了重庆后，立刻前往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报名参加考试，有幸被录取。1937年9月，刘璞在成都入校，编入十四期六总队。在校期间，刘璞怀着一腔报国激情，如饥似渴地努力学习军事理论知识，参加各种训练，各科成绩十分优秀。毕业后他被调派到国民新编二十九师八十六团二营四连任少尉排长。第二年初，由于刘璞带兵有方升任为中尉排长。1941年他又升任为一营二连上尉连长。
1941年，中国的抗日战争己经打到生死存亡的时刻，华夏大地已半壁江山沦陷，国际援华的大动脉——滇（云南）缅（缅甸）公路也被日军严重炸毁。此时日军已经入侵缅甸占领其北部地区，妄图彻底切断滇缅公路，阻止国际援华物资赖以通过的这条大通道。如果让日本人阴谋得逞，中国已无任何一条与外界联系的交道动脉，也没有了任何的物资补给。此时，国民政府为了保证滇缅公路畅通，确保国际援华物资得以补给，便迅速组织派遣10精兵，组成“中国抗日远征军”奔赴缅甸，与英美联军一道携手抗击日军。
1942年4月，刘璞所在的国民新编二十九师编入了中国抗日远征军第66军战斗序列，星夜奔赴缅甸前线保卫滇缅公路。他当时在八十七团二营任连长，他们团的主要任务是机动增援作战。4月28日，入侵缅北日军向守卫在腊戍的远征军第66军发起猛烈攻击，第66军将士立即奋勇进行抵抗。29日拂晓，日军又在10多架飞机、30余辆坦克的配合下，继续向腊戍的远征军作疯狂进攻，致使立足未稳、弹药溃乏的第66军防线失守阵地陷落。伤亡惨重的66军被迫经古开退守至新维一线。
5月1日上午，为了掩护军直部队撤离，八十七团奉命火速开赴古开城北的58码处高地，阻击正面敌人。面对日军第五十六师团动用飞机、大炮向阵地的轮番轰炸和地面多次强攻，刘璞和全团将士给予了英勇回击，击毁日军坦克6辆、打退日军数次进攻。战至次日，我军伤亡极大，团长陈海泉也身负重伤，但他仍坚持在前线指挥，最后多处中弹而光荣牺牲。陈团长在牺牲前叫来刘璞，摘下自己胸前“师的番号”交到刘璞手里，要求他呈送给军部，报告自己实现了临战前”与阵地共存亡“的誓言。陈团长牺牲后，全团将士同仇敌忾，继续奋力抵抗日军，为全军的撤退争取了时间。战斗结束后，先前一直忙于指挥作战的刘璞才发现自已左腿中弹受伤，已不能站立。各路部队选择多条路线向国内撤退。新编29师在敌人围追堵截中艰难前行，士兵们用担架轮换抬着刘璞撤退，好不容易才回到云南后方。
刘璞回到国内后，先后在云南大理和国民第一陆军医院疗伤。1945年2月，伤愈后奉命调到国民党青年军二零一师六零二团任少校团副。1948年10月，国民党青年军二零三师改编为57军，刘璞奉调为57军司令部第一科中校参谋。
1949年初，刘璞任国民党陆军20军独立师军官队队长。共产党的胜利，让他深刻认识到国民党的种种暴行不得民心，明白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于是经过深思熟虑，在四川金堂县率20军独立师军官队举行了起义，投入了人民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