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立

　　江风乍起，黄桷树、麻柳树的新绿摇曳四月的静美。在江口镇下溪街芙蓉江与乌江的汇合处的江岸石壁前，我瞻读“李进士故里”摩崖石刻，从现实的入口，抵达了一个丰沛的遥想。

　　准确说，这是我第三次走近“李进士故里”石刻。第一次走近，是1997年秋天的一个晴午，我随县文管所一位同志渡乌江去北岸的乌江村，考察被民间称为“天子坟”长孙无忌墓。在回渡的船上，他指着南岸的一处崖壁说，那就是“李进士故里”摩崖石刻。我极目望去，在南岸葳蕤草木之上，一岩崖探身而起，一行阴刻的大字苍劲于上，清晰可辩。那时，我对李进士这人有些模糊，未能引起我的注意。第二次走近，是2014年的江口文学笔会，我随几位采风作者在暮春的烟雨中乘渡船抵达石刻下的江边，沿着陡峭的步道走近石刻。石刻被新建的楼房抛弃的废土弃料掩住，污水淋淋，一片狼藉，一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如此际遇，令人唏嘘。第三次走近，是2019年暮春的一个下午，我与文友董成友、彭江沿着新修缮的观光步道，从芙蓉江大桥南头抵达石刻。杂乱已被清除，污秽已被涤尽，我抚摸石刻，细细瞻读，思绪披拂。

　　“李进士故里”五个阴刻楷书大字，在长22米宽6.5米的长方形石壁上，从右至左錾凿于壁心，人称“五寿字”，字高3.17米宽2米，古朴厚重，刚劲凛凛。前有题跋10行386字，字字珠玑，简述进士李铭熙事迹。后有款署37字，言明石刻的时日及原委。石刻题跋有几个字已被损毁，我有些扼腕。“公盖伟人矣！亦奇人矣！”铮铮的言辞，让我不由想起瑞典哲学家伊曼纽·史威登堡的一个发现：“在万物之间存在互相对应关系，可见事物与不可见事物的精神彼此存在某种契合关系”。江风飒飒，绕过吊脚楼的梁柱，绕过盲瞳的愚痴，绕过短视的人心，在我耳边吟诵。那些不可见事物的精神，那些不可见的对生命哲学的追问和人生终极价值的感悟，迄今119年了，还在无言的诉说中，波光粼粼。还在无声的表白里，落英缤纷。

　　李铭熙，字佐卿，1850年诞生在江口镇上街李家院子，他“聪颖离伦，十岁能文章，经史诸子，过目辄克之记”，志怀高远，十八岁乡荐中举，后四次会试不及，但初心不改，游学务实，博览群书，潜心治学，学贯中西，“四十二岁举进士，签分户部浙江清吏司主政，晋授中宪大夫”。在石刻简约的题跋中，潜隐着晚清的那一段异常暗淡的年月，盈漾着进士李铭熙的心路历程。1895年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激起李铭熙等一大批清廉忠勇的爱国志士的愤怒，他毅然参与“公车上书”，支持变法救国，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愤然弃职回乡。他回到故里，“与斯民兴利除弊，筹积股，定差费，治保甲，邑人赖之；若修圣庙，建考棚，募置义渡、田产诸大端，亦公力居多焉”。他执教彭水鹿山书院，著《二酉英华》诗文集，四川大学图书馆有藏。他致力民生盐业，亲赴四川犍为传授减灶煎盐法制盐先进技术，积劳成疾，客死他乡，享年48岁，亲友迎葬于江口镇鹦鹉坪。1900年夏，江口镇的民众感念李铭熙的功德，遂推举秀才邵建侯撰写“李进士故里”碑文，并请黔江刻石名匠许永洪率工匠刻石镌碑。一壁石碑，便与江风共吟。一处心碑，便与日月同辉。

　　且听风吟。翘望乌江北岸长孙无忌墓，一道前世的金光穿刺在历史的天空，一缕金色的阳光洒落在乌江，一刹那间，洞彻了我的神往。一遍遍，我瞻读“李进士故里”石刻，一次次确认伊曼纽·史威登堡的发现。耿耿忠骨，进而护国，退而亲民，进士李铭熙，实为江口古镇的一伟人。